思想的禁区(下)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禁书反而是一个风向标,告诉我们,他们在害怕什么,掩饰什么
会员专栏 Oct 17, 2023

禁书效应在香港蔓延

2023 年 7 月的香港书展(即第 32 届香港书展)发生了一件以往没有发生的事情,在这届书展中,榆林书店展位主推了来自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政治学者刘瑜于 2021 年交稿的书籍《巨变第二天》(一同被主推的还有列文森的代表作《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由于中大出版社并没有足够的库存(该书由中大出版社出版),加之头几年内地读者一直缺席香港书展,而今年的书展也是做为疫情后的第一场书展,自然会有不少的内地读者前往参与,两者本应是关联性不强的独立事情,但该书仅在书展开始的第二天下午就出现缺货,最终导致该书在此次香港书展彻底断货。之后,该书处于无货状态长达两周。

第 33 届香港书展中展位牌写着《巨变第二天》书籍的介绍 / 网络图片

直到 8 月初的头几天,中大出版社才完成该书的重印工作,但整件事背后的驱动因素,是值得内地与香港的读者关注的一个点,该书的作者刘瑜此前于内地出版的书籍《可能性的艺术》在突发的情况下被出版社全部回收(官方并未回应具体缘由),而此次前往香港参加书展的内地读者担心该作者的新书会再次回收或绝版,促使成为本次书展的重点购买书籍名单之一。期间,该书的价格还被书贩子炒到 500 人民币一本(书籍原价 280 港币,换成人民币约 260 元),尽管陆续有读者透露该书的内容质量“一般”,还存在引用数据的 不严谨 ,但还是有不少的内地读者为此买单,显然,禁书效应已经在香港蔓延开来。

回到本届香港书展,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前几年的书展,此前被 LCSD(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以“违反《国安法》条例”下架的部分书籍在本届书展“现身”,这些书籍包含但不局限有《红星是怎样升起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拱心石下》、《潮池》、《他他巴》、《历史的覆辙》、《失踪者的足迹》等,根据书展现场的情况来看,这些书籍虽然再次出现,但只有极少数书展商在贩卖,其中有田园书屋、榆林书店两家书展商在展出。书展商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上一届香港书展,有种文化出版社、山道文化出版社及蜂鸟出版申请参展被 HKTDC(香港贸易发展局)拒绝。而在今年的书展中,HKTDC 不再拒绝三者,但仅有蜂鸟出版仅有申请参展,其余两家并未出现,不过在今年,蜂鸟主推的书籍却与往年的截然不同,其推书籍为《好好吃饭》,似乎也是担心书籍违反《港版国安法》。

对比前两年的书展情况来看,今年的 HKTDC 确实向媒体所透露的一样“不会预先审查书籍”,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而在另一边,LCSD 则是严守《港版国安法》律法规定,在前不久的时候通知香港公共图书馆下架了不少政治类和历史书籍。尽管这届书展的审查宽松了不少,但对于内地读者而言,也仅仅只是过了第一关卡,这些读者在书展买完书籍后,回到内地还需要通过深圳海关的抽查才能真正拥有。

不同于内地往来台湾,深圳往来香港的口岸相对便利,水陆空交通方式共计有 14 个口岸,其中陆路口岸有 8 个,以福田口岸、罗湖口岸为高人流量口岸,二者因地铁直通(中间由口岸衔接),在深圳的居民通常在这两个口岸开往来深港两地,这两个口岸是居深港漂族的主要上班路线,同时还是内地港读生的求学之路。而 2018 年才正式开通的香港西九龙站(高铁站)则衔接着西九龙站口岸,对于非珠三角地区的居民而言,是首选或必经的口岸,除此之外,皇岗口岸、莲塘口岸、深圳湾口岸也逐渐成为较高人流量的口岸。

但无论是哪个口岸,它们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点:海关人员会“抽查”游客的携带物。香港的海关很少抽查游客,深圳的海关人员则是每天都在忙碌的一天度过,两者很好辨认,在南方的下半年一眼就能认出,两者工作服的颜色有着鲜明的对比,香港海关为灰绿色,深圳海关则为白色。多数情况下,通过忙碌情况也可以轻易判断两者,香港海关更多的时候比较“无所事事”,而深圳海关则显得比较“分身乏术”。深圳的海关人员除了要与庞大“水货客”群体斗智斗勇外,还要时不时抽查携带“境外非法读物”的人群。

深圳的海关人员会根据禁书库(由海关总署提供)除判断该书是否为禁书,但对于其它的一些读物/书籍(如该读物是刚出版不久或稍微带有政治敏感的),他们会翻开每本读物/书籍的扉页查看目录,根据目录查看对应章节,检查是否存在“抹黑国家形象”的内容,更多的时候由海关个人决定游客是否能将该读物/书籍携带入境。若存在“抹黑国家形象”的内容之情况下,海关人员通常会告知旅客该书籍属于“非法读物”或不能带入境,需要扣留该读物/书籍,又或让游客“自愿丢弃”这些读物/书籍(后由海关回收,存放在“小黑屋”),之后就放行游客。若游客拒绝“自愿丢弃”,海关人员则会对游客进行“惩罚”,严重的情况下,会向游客开具一张“白单”(官方名称为《收缴清单》),“白单”具备法律效力,会给游客留下“白底”(“白底”是一种大数据的标记,会给游客带来往后出入境的困难),若同一游客累计三次收到“白单”,该游客在后续则无法往来香港。

“惩罚”的程度还会因为游客的政治身份的不同而或轻或重,若游客身份为党员且携带“禁书”,则面临被“双开”的风险。正是有着这些风险的存在,所以并非所有的游客会亲自前往香港购买书籍,有些游客会选择“花钱找人办事”,由此脱胎出一条不太成熟的灰色经济活动链,即“港台书籍的代购”,这些负责帮忙代购书籍的人多数为港读生,他们经常在深港两地来回,在回到深圳后,将书籍寄给代购的读者。

购书者的“禁月”

中东地区的穆斯林相信每年的 Sya'aban 29hb(或 30hb)之后的一个月,通往天堂之门就会开启,这个月被称为“斋月(Ramadan 1hb)”,在这个月,穆斯林会加倍勤奋的工作和真诚祈祷,进而可以更加接近真主。同时,穆斯林还会在每天的日出之后和日落之前禁食、禁烟等,一些穆斯林还会禁止任何亲密行为,因此亦称“禁月”。而在深港两地跑的代购博主同样也有属于他们的“禁月”,但其含义与之相反。

2023 年 9 月中旬往前几天,小红书上往来香港帮人代购书籍的几位博主,不约而同地发帖称“带书”将延迟到 11 月份才开始重新接单。这几位带书博主并不相识,但是他们各自明白这种不言而喻的规则。每年逢六月、十月都是前往香港带书的“禁月”,前者因为六四事件,后者则是因为中国国庆节的“维稳期间”,在这两个月份,深圳海关人员会加大安检的力度,已确保“非法读物”不会被携带入境。同时也会限制一些“特殊人员”出境,但这部分的工作多数是与国安部相互配合。

而在今年,深圳海关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安检力度,还升级了安检设备。事件的起因是在 2023 年 8 月的时候,福田口岸发生水货客“集体冲关”(即水货客集体冲过关卡,以此躲过海关的检查,这其中也包含一些不满深圳海关这种安检行为的游客,后者认为原本 15 分钟能过境的,结果因为要安检导致排队 1 个钟,甚至更长),后来,各大口岸加大了审查力度,所有物品均要过机检查,到了 10 月份,各大口岸安装了安检机和大数据识别设备,安检机识别性更高,而是大数据设备则可以跟踪人脸对游客进行出入境的数据进行匹配,检查该游客是否在 15 天内多次出入境,海关人员可以据此条件进行“抽查”。在此之前,深圳海关仅检查有行李箱和大号背包的游客,2023 年 10 月份之后,即便是透明塑料袋也要过机安检,但也存在幸存者偏差。

此为福田口岸左侧出入境安检口,中间为大数据设备显示屏,有工作人员监查,左右两侧同时摆放安检机(该图片拍摄的时间点还未摆放) / 网络图片

书籍代购并非近些年才有的灰色经济,曾在 2015 年之前就存在,但之后就“销声匿迹”过一段时间,这与林荣基事件存在关联。时间回到 2015 年的 10 月,这个月是林荣基最后一次从香港带书过深圳寄给中国内地读者 ,时间往前,9 月稍晚,宁波警方通过查询快递的信息追到到收件人(内地的快递实名制在 2015 年 11月才正式强制落实),之后再审问收件人得到了寄件人的信息,最终溯源到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店长,他的名字叫林荣基。10 月中旬,国庆结束的第二周,宁波警方和深圳警方跨省合作准备抓捕林荣基。24 日,林荣基在罗湖口岸被深圳便衣警察带走。25 日,林荣基被转移宁波市,交由宁波警方和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审讯。

2016 年 6 月中旬,林荣基“回到”香港。当月,有 1800 名香港市民参与支援林荣基抗议游行。直到次年的 7 月 4 日,中国公安部才发布相关通报“林荣基等人涉嫌非法经营罪被宁波市公安局立案侦查”。2019 年 2 月,距离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还 1 个月、《港版国安法》上台还有 16 个月。林荣基向陆委会申请暂居台湾。移步台湾后,林荣基通过募资继续他的“铜锣湾书店生涯”,期间,他还透过各大媒体警告台湾当局:“中共控制住香港后,下一步就是台湾”。

时间来到 2023 年 3 月,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富察(本名李延贺)回到上海办理注销户籍手续失联,但上海相关部门就此回应称“目前没有听说这样的事”,事件的发生与 2015 年的时候林荣基“被捕”时如出一辙。直到 4 月底,国台办才发言称:“李延贺因涉嫌危害国安遭到逮捕”。李延贺被抓并非事出突然,而是常见的"秋后算账",早在 2018 年的时候,李延贺名下的八旗文化因多次出版与中共题材相关的书籍而导致所有书籍无法从台湾出口到内地,这些中共题材的书籍包含《出卖中国》、《红色渗透》、《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等。

台湾,“禁书”的最后一片净土

台湾出版自由的背后真相

台湾并非不对出版物进行审查,它的出版自由是由一场场台湾公民之牺牲换来的。1930 年的时候,国民政府颁发的《出版法》就属于最早的出版物审查法之一,1947 年,台湾因政治垄断及腐败等问题,引发台湾公民反抗,即 二二八事件,这也进一步导致了国民政府于 1949 年实行戒严令(第二次戒严,即《台湾省戒严令》),台湾出版物的审查也因此变得极为严格,后来,国民政府陆续颁布了《出版法施行细则》、《社会教育法》、《戒严法》等,任何形式上“接纳”共产党的内容均为重点查禁对象。

如果以现在的视角去看待,当时台湾的对于出版物审查的处罚和现今中国内地的一样,内容规定出版违法审核规定的,其出版社轻则被警告,重则直接关停。也是在此期间,发生了壮烈的 美丽岛事件(该事件与雷震事件、中坜事件、桥头事件等均做为台湾民主化的一个标志点)。直到戒严令废除后的 11 年后,即 1999 年,台湾的《出版法》才被正式废除,这也标志着这台湾出版物无需审核即可出版,正是如此,在后来的数十年里,台湾逐步成为全球第二大出版量的地区,仅次于英国。

由时报文化于 2014 年出版、记录美丽岛事件的书籍《反抗的意志》/ 网络图片
由时报文化于 2014 年出版、记录美丽岛事件的书籍《反抗的意志》/ 网络图片

台湾的书籍通往何处?

根据中华民国国家图书馆的数据,在 2021 年,台湾申请 ISBN 新书有 57,710 种,受疫情影响,电子书有增长,达 17,453 种,占年度新书总量的 30.24%,但纸本图书仍为出版的主要媒介。另一边,根据台湾经济部的 数据统计,这些书籍大部分在经过审查后会出口到对岸:中国内地,在抵达内地读者手里时,这些书籍会被贴上“主权申明条”贴纸,贴纸上印着“本书中任何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和内容词句一律不予承认”,或是内容页被涂抹、撕毁等情况。除了出口到内地,台版书籍还会出口到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华人地区。而在其中,香港因离着内地更加近,也就成为了内地读者购买未删减台版书籍的中转站,加之疫情伊始以来两岸迟迟未开放自由行,这种情况愈发明显。

但好景不长,2022 年,北京政府上台了《港版国安法》,香港的出版业和媒体业受到巨大的影响,一些香港本土书店因担心港府的指控不敢采购采购与中共、反送中等政治类的书籍。而在内地,新书书号缩减的同时,现存量的繁体书籍也在逐渐减少,专门出售二手书的书店多抓鱼曾自采购原版书籍(主要以繁体书为主)。2021 年的时候,其读者发现此类书籍明显变少,次年的 1 月 3 日,多抓鱼官方在微信公众号发布公告“多抓鱼的几条新闻”,内容就繁体书籍变少一事回应称“这是根据新的合规要求进行整改的阶段性举措”。事件的起因要追溯到 2020 年 12 月 26 日,圣诞节后的一天,多抓鱼实体店在上海安福路开业,后来,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官员曾多次到店视察,并指出繁体字书有太多等“相关问题”。

至此,繁体书籍在内地成了思想禁区的“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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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影子,写作范围是媒体环境与互联网舆论的观察,偶尔也会写一些泛金融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