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人往事（上）

观察者 Aug 29, 2022

2022 年 10 月 26 日重新校对

一、1984，广州 289 大院

1984，反乌托邦作家乔治·奥威尔笔下的著作，但这个数字在广州 289 大院，它建立起了众多媒体人的记忆，这一年，左方和关振东两人在这里创办了《南方周末》。

开创：左方时代

左方本名黄克骥，年幼时，左方的父亲死于战场，其母亲便极力反对左方参军，但 15 岁那年，左方执意要参军，便与母亲关系闹僵并断绝关系，后更名为“左方”，左字取自左联（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左”字，方字取自《南方日报》的“方”字。

196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左方在堂哥的引荐下，在《南方日报》担任文艺部副刊编辑一职，后来北京搞政治审查（文革期间，左方等人因反江青），左方被审查了一整年。到了 1978 年 1 月，审查结束后，左方被调到资料室当资料员负责剪报，一剪就是 6 年，也是在这 6 年内，左方形成一个新的思想：启蒙，即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素质。

1983 年 10 月，《南方日报》报社借鉴国外新闻模式希望成立周刊小组以此增大报刊量，同时开创报业的广告市场（当时的《南方日报》没有广告），《南方日报》总编辑、社长丁希凌和副总编辑刘陶推荐左方为组长，而关振东担任主编一职，两人负责该周刊的编务工作，左方便将启蒙思想融入到该周刊。该周刊试刊第一版名字为《〈南方日报〉星期六周刊》，试刊第一版结果并没有“一举成名”，直到收取了珠江电影制片影评作者祁海的建议，将名字改为《南方周末》。

期间，左方为提高《南方周末》（下称《南周》）的知名度，拉到了陈李济药厂的赞助，由此搞赠报活动，结果赠报活动的第一天就被广州市邮政局局长臭骂了一顿，因为参与赠报活动的人数有 12 万多，无形中给邮局的工作人员增加了“不知情”的压力。之后，邮局局长与左方达成协议，由《南周》的人员来负责盖邮戳。

1986年，《南周》发行 40 多万份，在解决了发行量问题后，左方开始着手广告问题，即征集广告词，当时的《南周》和 30 个企业达成合作。也正是在这一年，《南周》从《南方日报》分离出去，并正式成立编委会，由赖海晏担任主编，左方和佘达担任副主编，陈兆川担任编委（因当时内部有规定非党员身份不得担任主编职位，故左方在这里挂职副主编，直到后来取得党籍后，才转为主编）。

1987 年，《南周》报道类型转型为舆论监督，到了 1993 年年底的时候，文化部因《南周》刊登王蒙私人生活（被视为唱反调，王蒙当时卸任文化部部长不久，新任文化部部长贺敬之对王蒙极为不满），向北京中宣部（下称中宣部）投诉，不久，中宣部常务部长徐惟诚便口头下令停刊《南周》传话给广东省委宣传部，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邹启宇拒绝徐惟诚的“口头停刊”，翌日，中宣部发火，要求必须停刊，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于幼军便将停刊一事转达给南方日报社社委会（下称社委会）。

与此同时，公安部（因《南周》发表《袭警案》一文）和国安部（因《南周》发表《白领阶层的黑色行动》一文）也分别向中央政法委告状，中央政法委传话给中宣部，要求严肃处理《南周》，最后在时任中宣部部长丁关根的指示下，下令对《南周》的停刊整顿通知。

当时，社委会恰逢年庆，前任省委书记、时任广东省人大主任林若参加年庆（林若也是南方日报的领导人员），了解该情况后，联系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秘书长黄华华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员会书记谢非带话，谢非得到消息后让其秘书当天返回广州回应同意《南周》不用停刊，并传话给中宣部，但中宣部拒绝这种“口头传令”，要求有书面的公函。

谢非最后建议《南周》主动刊登检讨文章，同时指示于幼军、《南方日报》分管的副总编辑李孟昱和《南周》的主编游雁凌一起赴京向丁关根承认错误。之后在徐惟诚的指示下，改由于幼军一个人向丁关根汇报，最终丁关根同意谢非的意见不用停刊，但对《南方周末》编辑部必须严肃整顿、严肃处理。

两个月后，中宣部要求左方前往南宁开检讨会，社委会建议左方不要去，换由游雁凌前往，最终游雁凌因家事无法前往，再度换回左方前往检讨会，检讨会取得良好结果，中宣部没有处罚《南周》，但社委会有所顾虑，最后口头带话向中宣部保证，称《南周》目前还在整顿之中，整顿之后会选择一个政治业务很强的人来任《南周》主编。

1995 年的中秋，社委会换届，李孟昱担任社长，江艺平新任社委会委员，李孟昱不再分管《南周》，改由江艺平分管《南周》，钱钢担任《南周》副主编职务，但因时任主编的游雁凌拒绝和江艺平合作。无奈之下，社委会将游雁凌调走，让游转当《南方日报》总经理助理。

第二年，江艺平正式接任《南周》主编职务，成为《南周》第六任主编，紧接着游雁凌之后（前四位主编分别为关振东、赖海晏、李孟昱、左方）。江艺平起初并不同意担任《南周》主编，后来在以左方陪同她一起渡过世纪之交的前提下，江才同意该职务，这段时间同时也是左方返聘时期，直至中宣部传话。

巅峰：江艺平时代

江艺平与左方的不同点在于左方一开始是极左分子，在经过多种磨难后，才成为反左分子，而江艺平从一开始就是典型的才女，业务能力强，温和有力，左方很欣赏江艺平，一开始就想把江艺平挖到《南周》，但当时江艺平的领导拒绝左方的请求。此外，江艺平和谢非是老乡，不仅如此，两人在思想方面也是较为开放和自由，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环境下，江艺平任职期间的《南周》成为了无数媒体人的净土，大量的新闻精英加入其中。

江艺平担任《南周》主编期间，中宣部两次召她进京谈话，多次通报批评，根据左方自传的内容可以知道，江艺平每次都能沉着应对。同时不少媒体人则评价，（江艺平）尤其善于发挥年轻人的积极性，事实上，在江艺平担任《南周》主编的期间，是《南周》最巅峰的时候，她将《南周》的十六版成功扩充为二十四版，也正是如此，媒体人员也得以逐步增多。

直到 2000 年年初，广东省委会宣传部受中宣部指示下令将江艺平调离《南周》，正是在此期间，《南周》的第一批主力记者杨海鹏（调查记者）、陈菊红（腾讯副总裁）、方三文（雪球创始人）等人相继几年内离职。

2003 年，社委会调离江艺平负责主管《21 世纪报系》，而《南周》主编由来自广东省委宣传部的向熹接任，向熹空降《南周》后，不想《南周》的报道频繁“招惹”中宣部，便暗地里招收“党性”较高的实习生，但计划最终没有得逞，新来实习生总是因《南周》的环境最后和之前的记者站到了一起。

而江艺平在接管《21 世纪报系》没过多久，《21 世纪环球报道》又被中宣部下令停刊，次月，恰逢南方日报集团内部发生南都案。到了 2006 年，时任南方报业社长范以锦选择退休，由杨兴锋接任该职位，两人提拨江艺平为南方日报集团副总编辑，管理因南都案受重创的《南方都市报》（下称《南都》）。

同样是好景不长，江艺平在分管《南都》两年后，因在《金融时报》发文批评中国当局的西藏政策，被社委会撤离分管职务，调离去负责分管《南方农村报》和南方新闻研究所，而《南都》转由杨兴锋和曹轲两人负责，另一边，中宣部也派出检查组入驻南方日报集团（下称集团）。

2003：广州收容和南都案

孙志刚之死的报道是中国新闻行业无法被跳过的大事记，它是近些年的媒体展示第四权最成功的代表事件之一，它代表着中国媒体人的巅峰一刻。在孙志刚发生的同时，集团内部也发生了影响较大的人事变故，程益中、喻华峰、李民英被广州市当地检察院指控贪污、行贿、受贿、私分国有资产等罪名逮捕及判刑，即南都一案。

2003 年 3 月 20 日，武汉科技学院毕业生孙志刚死于一家位于广州收容人员的医院，院方对外回应孙志刚系正常因病死亡。但孙志刚的家属及同学表示，孙生前无任何疾病，称院方回应的“因病死亡”并不是孙的真正死因，并不能接受院方所谓的死因报告。

在当时，并没有媒体报道孙志刚的“因病死亡”这件新闻，对于大众而言，这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件，自然也不会进入媒体报道的范围内。几天后，《南都》调查组记者陈峰在西祠胡同（论坛）关注到该事件，恰巧孙的同学在该论坛上透露了自己对孙的死亡疑点看法，这引起了陈峰的注意，于是联系到这位透露疑点的同学。

不久之后，陈峰与同为调查组的记者王雷介入对该案件的调查，发现该案件出现各种疑点，如法医鉴定的死因非常模糊，最让人可疑的是院方在当时拒绝媒体对该事件的采访。两人对孙的死进行了大约一周时间的调查，最终将调查结果发布在《南都》上《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文，内容揭露了大学生孙志刚只因没有暂住证就被当地警方强制收容、惨遭毒打最终致死的真相。

4 月 1 日，该报道发布后的几天，时任《新京报》总编、《南都》前总编程益中，《南都》原副主编兼总经理喻华峰，《南方日报》社委李民英等人被广州检察院指控于 2001 年 6 月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涉嫌经济犯罪问题并对其刑事拘留，依法逮捕。

也是在此期间，广州警方迫于社会公众的压力，不得不重新对孙志刚案进行再度调查，尔后，在同年 6 月公布其调查结果，确认孙志刚死亡原因系生前医院护工乔某琴、李某婴和同房病人等犯罪嫌疑人殴打致死。

同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涉事人员及早期涉案官员进行终审，开庭的当天，案件从中午到了晚上仍未结束庭审，控辩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庭审过程，孙的父亲因无法接受儿子被残忍殴打致死的真相当庭昏倒被送往医院抢救，而在法院外，不少关注此案的学生和群众及记者也焦虑的等待着庭审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案件虽为公开审理，但当地法院还是限制了可以进场的记者名单，并且规定准许进入的这些少数记者不允许带任何采访设备，当时的中央电视台两名记者还因此无法进入庭审现场，最后只能选择在法院外等候案件庭审结束。

案件庭审最终除判处主犯乔某琴死刑外，其余 17 位涉案人员判处对应期限有期徒刑，其中原天河区黄村街公安派出所警员李耀辉、原江村住院部副主任张耀辉和原广州市精神病医院江村住院部工作人员彭某军等 6 人被控犯有玩忽职守罪。

在孙志刚事件发生之前，北上广深规定外来务工人员必须办理暂住证。否则当地警方“有权”抓捕违反规定的人，并把其人员遣返原籍或者关押于收容所。案件发生的 3 个月后，2003 年 6 月 20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并在同年的 8 月生效，同时废除了当时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此时，中国新闻行业迎来了首次高光时刻，一个混乱的社会因为记者的报道变得更加秩序和法治起来，来自五湖四海的调查记者们仿佛找到属于自己的“使命”。到了 2004 年 8 月 27 日，广州当地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释放了程益中，程益中（之后）前往香港，喻华峰和李民英两人则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8 年和 6 年。

2005 年，孙志刚案发生后的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宣部分別引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和《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实施办法》，正式阻止了新闻行业的监督权。但记者们并未因此止步，此后，新闻禁令的印发愈发频繁。

最后聚餐：离开新闻行业

在江艺平担任《南周》主任时期，左方以返聘形式继续为《南周》工作。后来中宣部背后流传左方掌握《南周》决策权不放，左方为了避嫌，在当年提交了解职报告，结束了在《南周》编辑部长达 14 年的工作。

2021 年 11 月，南方报业发布《讣告》，《南周》创始人左方于 2021 年 11 月 3 日下午 4 时 30 分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 86 岁。左方的逝世，媒体人感概《南周》也将彻底死亡，但早在 2013 年，《南周》就已经被赋予“死亡”的定义。

时间回到 2012 年 5 月，庹震从新华社副社长调任为广东省委会宣传部部长，庹震的政治立场更加强硬，集团内部又有中宣部的调查组，在第一年，《南都》深度部主任喻尘就被辞退，接着《南周》要求每期新闻选题都要上报给广东省委宣传部。根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当年,《南周》编辑部被改、被撤的稿件不低于 1034 篇。

2013 年，受限于身体缘故，《南周》的调查记者们真的跑不动了，加之在这种媒体环境下的无力感，《南周》的记者们在一次聚餐中，曹筠武向其他记者表达了一个观点：“兄弟们，我们或许要换牌了。”

A supporter of Southern Weekly in a wheelchair demonstrates outside the office of the liberal newspaper in the southern Chinese city of Guangzhou January 9, 2013. (REUTERS/Bobby Yip)

那一年年初，《南周》发生“臭名昭著”的新年献词事件（亦称南周事件），这一年，正好是孙志刚事件的第十年。大概正是因为该事件的发生，《南周》的很多核心主干和记者们逐渐散去，大多选择就此离开新闻行业，最早离开是江艺平，在当年的 9 月底提前卸职南方报业副总编辑一职。到了 2014 年，南方报业共计 202 名记者及编辑人员选择离开。

根据后来的情况，马昌博和林楚方共同创办“壹读”；郭力和潘晓凌分别进入阿里巴巴公司旗下不同的部门；雷磊创办《真实故事计划》；杨继斌担任今日头条高级公关总监；朱红军则是在蚂蚁金服担任营运总监。

二、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胡舒立对自己的家庭从不多言，但认识她的人都知道胡舒立算得上出生新闻世家（其外祖父、母亲都是从事新闻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后，胡舒立选择前往母亲所在的单位《工人日报》从事新闻行业。

之后在 1987 年 6 月去了美国游学，后受到美国那边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形成了一直坚持的新闻理念，说媒体不能被收买，新闻应该是独立的，决不能受利益集团和人情世故的影响。

1997 年 1 月，胡舒立在《开发区导刊》杂志担任首席记者，正是在这段经历，让胡舒立萌发独立办刊的想法，后来胡舒立找到王波明（原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之子，原中信证券董事长）合作，创办了著名的《财经》杂志。

中国新闻机构财新传媒主编胡舒立。 Mike Clarke/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当时，就已经有媒体人猜测胡舒立与王波明的合作之路不会长久，因为胡舒立是那种被努力摆脱资本控制的人，但时间来得更晚些，2009 年 11 月初，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胡舒立与联办集团（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之间因广告收入的分配和《财经》报道内容的方向产生了矛盾（根据当时《财经》编辑罗昌平的透露，时任《财经》社长的王波明对稿件一审再审）。

换言之，胡舒立希望继续提供给读者更广泛的新闻报道，而联办集团希望报道内容专注于金融数据。

月底，《财经》内部员工向外透露杂志总编辑胡舒立已经辞职，且超过 80% 的编辑记者亦计划追随胡舒立离开公司，消息还称《财经》空缺职位将由《投资者报》的总编赵力和执行总编何刚来取代。另一边，《第一财经周刊》总编辑何力也向公司提交了辞呈，准备前往《财经》就职。

2010 年 12 月底，浙报控股出资 4000 万元人民币投资胡舒立的财新传媒，成为最大股东，2012 年 7 月，腾讯也跟随投资《财新》。即便如此，在这段时间，胡舒立也一直在寻找够理解她的资本家，直到黎瑞刚的出现。

传媒大亨：黎瑞刚

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黎瑞刚同样有着自己的新闻理想，但比起前者却又更加懂得资本的运作，2011 年，黎瑞刚成立了 CMC 资本，中国国内首个文化产业私募股权基金，资金用于投资各种传媒行业。

2013 年年底，黎瑞刚从浙报控股购买全部财新传媒股权，成为财新传媒的董事长，浙报控股退出（财新传媒）股东身份，黎瑞刚让财新传媒既有采编方针不变，胡舒立则继续担任社长，财新传媒刊号则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有媒体人评价，这是胡舒立的坚持所换来的好结果，事实上，黎瑞刚和胡舒立也是多年好友。

次年，也是在黎瑞刚（资金）的支持下，第一财经传媒旗下《第一财经周刊》（下称《一财周刊》）总编辑伊险峰辞去职位，与同在《一财周刊》的主编杨樱、资深编辑黄俊杰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

后来，黎瑞刚在回忆收购财新传媒时说道，严肃的媒体在今天的压力很大，严肃的平面媒体压力更大，我们有责任去维护和帮助财新传媒在如此多变的环境中保持稳定，保持尊严，同时去探索新的出路。

黄粱一梦与人间正道

2010 年，在《南都》待了三年的庞皎明，辞职加入成立不到一年的《财新》，2011 年 5 月 9 日，在胡舒立的同意下，庞皎明以笔名“上官敫铭”发表了《邵氏孤儿》，对这篇报道，胡舒立私底下还给了庞皎明一笔钱作为奖励。

不久，中宣部查到“上官敫铭”就是当年的庞皎明（因 2007 年报道武广高铁劣质建材丑闻，即武广高铁粉煤事件，被铁道部方面投诉至中宣部，被迫离开《中国经济时报》），大概 4 个月后，庞皎明被中宣部勒令开除，但胡舒立并没让庞皎明离开财新传媒，而是让庞以新笔名的方式继续为财新传媒工作，庞将笔名“上官敫铭”改为“黄依梦”，寓意“黄粱一梦”，但胡舒立觉得这个名字太“悲凉”，建议使用“郑道”这个名字，寓意“人间正道”。

到了 2013 年，中宣部再次查到“人间正道”是庞皎明，便对胡舒立施加压力，此时，胡舒立已经无力再保庞皎明，庞皎明便抱着对新闻行业最后的希望从《财新》辞职，只身前往香港。

也是在这一年，《南周》的编辑部迫于广东委宣传部的压力，将其新年特刊中的新年致辞及相关内容进行大幅删改，由原本内容的呼吁性质改为歌颂性质。事件曝光的当天，不少媒体人为此站出来了，以此挽回媒体人该有的尊严，但最终还是无力回天，这也使得后几年里媒体人处于沉默之中。

而调查记者也是在这一年匿亡的，之后再无调查记者一说，新闻行业也低迷了两年，直到非虚构写作的初现。

三、昙花一现的非虚构写作

2015 年，中国媒体行业的写作方式即将蜕变，当年的 6 月，记者魏玲笔下一篇特稿《大兴安岭杀人事件》于当月发表在《时尚先生 Esquire》上，故事讲述了一宗发生在大兴安岭阿龙山小镇的偶发杀人命案，当地林业局出动了 200 名警察对凶手进行追捕，最终凶手自杀未遂选择自首。

《大兴安岭杀人事件》讲述了当地的林业现况、生活环境、主角人物性格三条叙事线，当三条叙事线汇集在一起时，便是命案的发生，故事像一部戏剧但又是真实发生的。这种新闻叙事方式在新闻圈内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标志着中国媒体人的非虚构写作即将拉开序幕。

切尔诺贝利的悲鸣

2015 年，中国三明治创始人李梓新以非虚构写作发起“破茧计划”，并邀请了网易人间的关军，界面“正午”创始人谢丁和郭玉洁，腾讯“谷雨”项目执行人魏传举、《时尚先生》主笔林珊珊和杜强、《人物》杂志副主编张卓、《智族 GQ》主编何滔等人参与该计划，并打出 slogan 为全民提供一个非虚构的写作平台。

这一年，也是切尔诺贝利事件的 30 周年，白俄罗斯调查记者兼作家斯维特兰娜 · 阿列克谢耶维奇以非虚构文学作品《切尔诺贝利的悲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使得非虚构在圈内引起注意，这为中国媒体人接触非虚构写作起到了催化作用。

早在 2011 年期间，非虚构写作体系在中国内地就有零星的媒体人以此来写作了，其中以李梓新、纪许光、李海鹏等媒体人为代表，这也为后来加入的媒体人铺开了最前面的道路。

也有一说，中国媒体人使用非虚构写作最早可追溯至新闻特稿，按照这个说法，时间点会更为往前，最早在 2003 年的时候，代表作品有李海鹏笔下的《举重冠军才力之死》，但考虑到当时还没“非虚构写作”一词，故本文将时间端点放在了 2011 年伊始。

潮起：海洋上人性的罪恶

时间来到了 2016 年 1 月 14 日，记者杜强在《时尚先生 Esquire》发表了《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一文，该文章采访了太平洋大逃杀案刚出狱不久的当事者。故事以诡异的视角切入，船员们出海的第一天，负责伙食的厨师无缘无故喊救命并且跳海，好在船员们还是找到了这位厨师并把人送了回家，也因此不得不换了一位新的船员当厨师，而新的厨师却成为了该命案中第一位被杀害的人。

整个故事更是令人无不感受到人性是如何扭曲和变得阴暗的，一艘远洋渔船，出海的一个多月后失联，船员们在此期间上演勾心斗角，变节等戏码。中国渔政局最终在日本海域找到该船只并将其拖回，此时，港口处 11 辆警车和大批警察早已在此等候，船员们被一一问话，最终得知真相，原本 33 名船员，在失联的这段期间 20 人被杀，2 人失踪；而剩余被救回的 11 个船员参与了这场血色劫杀。

该文章发表之后，在互联网上的阅读量达到 3000 多万，《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使得非虚构写作再次引起媒体圈的关注，而《南都》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也以此联合举办了非虚构写作研讨会，并邀请原文作者杜强到现场介绍写作经验。

不仅如此，《踏雪寻梅》的导演翁子光联合乐视以高价买下该文章的影视改编权，但最终因无法取得广电总局批文而未开拍（后来改为广播剧），除此之外，文章还被改编成游戏《单程票》。

至此，非虚构写作在中国媒体圈内迎来最夺眼的一年，非虚构写作似乎可以为中国媒体人免去新闻采编权的审查，本质上非虚构的内核更多是“故事本身”，而非“新闻”，这也让更多的机构和媒体人选择加入这一风口。